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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贺百万石异闻--高山右近
2008-11-17 13:49:00


作者: 星野伊伊


前言

 

加贺百万石异闻——高山右近 连载于《北国新闻朝刊》2002.1.8-2002.12.3 http://www.hokkoku.co.jp/kagakikou/ukon/index.html 有微小修改

 

同时侍奉前田家二代和上帝、二十六年迷一般的金泽隐居生涯

信奉天主教的大名高山右近,在失去领地后托庇于前田利家,其后以客将的身份在加贺国居住了二十六年。这段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大概因为当时幕府严厉禁止耶稣教会,与右近相关的一切都被销毁了。所以在今天,高山右近隐居金泽时期的相关史料,甚至没有一篇文字、一幅肖像得以流传下来。

从被秀吉放逐开始到由前田利家收留的这段时间,高山右近的动向特别为外国传教士所注目——即使是细小的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记录。因此对于这段历史,西方教会国家反而比日本本国了解得更加清楚,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也有天渊之别。而我们正是凭借这些记录,慢慢重现右近当年的情形。

二十六个年头,对于十二岁受洗、六十四岁客死马尼拉的高山右近来说,几乎占据了其全部生涯的一半。在此期间,一边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边担任前田家重臣的高山右近究竟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这十分耐人寻味。

值此大河剧《利家与松》上映之际,本报愿带领大家走入利家、利长的年代,一同揭开高山右近后半生二十六年的隐居之谜。


第一话


 

高槻城攻防——作为敌我两方的初会,攻方利家、守方右近 北国新闻朝刊 2002.1.8

天正六年(一五七八年)十一月十日,高山右近的居城——摄津高槻城被织田家的大军重重包围,远远望去,此城就如同身处云雾中一般。距离城池不远的淀川之滨驻扎着织田家攻击力最强的部队,而前田家的旗指物正在那里迎风招展,士兵们跃跃欲试,似乎等待着总攻的命令。

领有高槻城两万石的高山右近在那一年二十六岁。教名为ジュスト(意:正义之人)的右近和教名为ダリヨ的父亲飞驒守在此前曾几度虎口脱险;直到五年前,主家和田为长被放逐后,高山家才坐上了城主的位子。尽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经历了多年血雨腥风的乱世之后,右近已经变得和普通的战国大名没有任何区别。

此次的对手前田利家,是个四十一岁的盛年男子。这个人自从十四岁的初阵开始,身经百战,以一杆长枪名动天下。就在三年前,他达成了人生第一个的心愿:获赐越前府中(武生市)三万三千石的领地,名符其实的成为了大名,隶属于织田家北陆军团首领柴田胜家。

利家之所以会从遥远的北陆来到这里,是因为之前不久摄津国的领主荒木村重突然倒向毛利氏和石山本愿寺一方,挑起了对织田家的叛旗。作为荒木氏伞下的有力大名,高山右近也不得不参加叛乱,并与前田军对阵沙场。利家与右近,两个日后结下了不可思议缘份男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初次相会了。

信长在对荒木氏的战争中出动了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在利家的周围,集结着明智光秀军、丹羽长秀军、泷川一益军等织田家宿老部队和织田信忠、佐佐成政两军。亲临指挥的织田信长将本阵驻扎在这个庞大军团的最后方。

信长的亲自出马,充分说明了荒木村重谋反事件的严重性。稍前,石山本愿寺和中国霸主毛利氏结成同盟;而荒木倒戈之后,事实上确保了本愿寺和毛利之间陆上通道。不但如此,正在执行播州攻略任务的羽柴秀吉军团也陷入前方别所军、后方荒木军的夹击之中,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

刚刚听到荒木叛变的消息时,信长并没有轻易相信,“不会什么地方搞错了吧?”他脱口而出。确实,信长对荒木村重的器重程度绝不逊于对其他任何一名宿老。有人说,村重叛变的理由是他一名手下和本愿寺私自交易军粮时被发现,但很难讲究竟是否属实。或许他因身带嫌疑,又惧怕信长的暴躁性格才决定倒戈相向的吧?

对于高山右近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城主来说,荒木村重的叛变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他火速前往有冈城(兵库县伊丹市),拼命劝说村重打消谋反的念头,但是徒劳无功。由于右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和本愿寺结盟就等同于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绝大多数外国传教士都托庇于信长的保护,因此在右近看来,信长的敌人就是天下最愚蠢、最恶毒的人。

但是,右近的妹妹和年仅三岁的长子都在荒木城池里作人质,如果背叛荒木,人质就会被处死。连父亲飞驒守、这个最能理解右近心情的人都高呼着“不能对孙儿见死不救”,并扬言如果投降织田军就切腹自杀。

投入了麾下全部实力的织田信长,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高槻城展开无情的打击,将右近逼入绝境。同时,信长还命令耶稣会京都地区的院长奥尔格蒂诺(Gnecchi-Soldi Organtino)劝降右近,声称如果失败就灭绝整个日本的耶稣会组织。这样一来,不要说高槻城,连外国传教士的命运都掌握在高山右近的手中。

[高山一味]

高山一族大概是摄津国高山地区的地头领主出身。右近之父飞驒守曾出仕松永久秀,在担任大和(奈良县)泽城城主时受洗入教。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右近也和族中一百五十多人同时受洗,以后,高山家族成为了畿内有名的切支丹武士团。


第二话

 

高槻城攻防——令人苦恼的坚城、右近的才能为利家觉察 北国新闻朝刊 2002.1.15

高山右近的领地摄津高槻城位于大阪和京都的中间。这里邻接淀川,又与西国街道相连,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冲。

在城的东北方一里远左右有历史上著名的天王山,此山位于连绵京都西侧的西山山脉最南端,标高二百七十米左右。淀川夹在天王山与男山之间,周围天然形成了连结京都盆地和大阪平原的险隘道路。因此若要将军队开往摄津、讨伐叛徒荒木村重,信长就必须首先攻克高槻。

据说,高槻城原本只有非常薄弱的防御设施,被人称做“高槻砦”。二十一岁的高山右近在接任城主后,用了五年的时间挖掘护城河,再引入淀川之水,终于把简陋的“高槻砦”建成了难攻不落的坚城。去年六月(这里说的是2001年6月),考古学家们在对高槻城三之丸遗迹进行挖掘工作时,意外发现了用于停靠大船的“舟入り”残骸,由此不难想见当年右近大兴土木的情形。

从高槻城内的停船场所出发,走水路、经淀川,只要弹指之间便可以直达京都、大阪,因此高槻的护城河既是阻敌攻城的法宝,又是联系外援的妙招。右近在建设高槻城时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地形的优势,这使他在后世享有筑城达人的美名。

前田利家恐怕是世上第一个真正体会到高槻城有何等坚固的男人。身处作战第一线的他,在阵前睁大自己的双眼,努力寻找着敌城任何一个微小的破绽。在确信自己的努力只是徒劳无功之后,利家明白,这个名叫高山右近的年轻敌人确有非凡才华。日后前田家收留高山右近为客将并将修复金泽城的重任托付给他,恐怕与此时高槻城给利家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很大关系吧。

话说信长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却迟迟不肯打出总攻的信号,这个战国时代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完全掌握了右近最大的弱点。信长巧妙的玩弄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对右近展开心理攻势:

1、命令耶稣会京都教区的院长奥尔格蒂诺写信给右近,说“追随荒木造反就等于背叛天主教”,并表示如果顺从信长的话,将会获赐广大的领地。
2、安排神父们到阵前直接与右近交谈,说明信长愿意用荒木村重的亲生母亲去交换右近的妹妹和长子,还保证今后会大力扶持天主教会。
3、在前两次努力失败后,信长囚禁了所有神父。这是因为奥尔格蒂诺非但没能成功地说降右近,反而带回了右近为荒木、织田两方调解的文书:右近建议信长保留荒木村重的领地,使双方达成和平。对这一提案,信长断然拒绝。
4、信长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再不开城投降,就在高槻城下对神父们处以磔刑。还要杀死全部传教士、灭亡日本的耶稣教会。
5、此后,派遣奥尔格蒂诺和洛伦索(Lourenco)进入高槻城直接劝降。

在信长耐心的劝诱下,高山右近已经完全倾向于投降,无奈父亲飞驒守完全不为所动。他逼迫右近软禁了进入高槻城的奥尔格蒂诺神父,并以“倘若缔结和约,我便切腹自尽”相要挟。高山飞驒守打算拼死维护武门的名誉,试图保全自己女儿、外孙的性命。

右近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异常的举动,他只身救出奥尔格蒂诺神父,并与其一同离开了城池。到了城外,右近将身上的外衣和两把佩刀全部除下,交给自己的近臣作为纪念;之后他割开发髻,只穿着一件纸衣(纸衣,一种纸做的衣服,多为僧侣、贫民穿着。另外,“纸衣之姿”在日语中有凄惨的意思。)投向信长本阵。
可以说,右近彻底抛下了城主之位和武士的尊严。在《信长公记》中,右近投营的一幕被描写成“伴天连沙弥”,所谓沙弥,是指修行中的僧人。右近作为一名天主教的修行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臣民和宗教信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做好了以身相殉的打算。
 
[高山飞驒守]

右近之父,教名ダリヨ。大和(奈良县)泽城的城主,出仕松永久秀。起初是名热心的佛教徒,曾计划与琵琶盲艺人洛伦索(日本人,著名的天主教徒)一同驳斥天主教教义。但后来二人反而被天主教会所吸引,双双受洗入教。同时代的传教士弗洛伊斯在著名史书《日本史》里高度赞扬了高山飞驒守,称他是“富有爱情、快活、勇猛果敢、武艺超群、战术神妙、马术优良”的人。


第三话

 

高槻城攻防——挽救一族的“出家降服”、与利家同样直属信长 北国新闻朝刊 2002.1.22

天正六年(一五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高山右近与奥尔格蒂诺神父一同前往位于摄津郡山(大阪府茨木市)的织田信长本阵。据说当时右近散开发髻,只着草鞋、纸衣,徒步走入信长军中。

织田信长接见了右近,他一下就被年轻人悲惨的模样深深震撼了。信长命令手下为右近配上太刀,但是右近拒绝了信长的好意:“臣唯愿以此身受追放之刑”。

大概是被对方的诚意打动,信长当即脱下了自己的身穿的小袖,连同名刀“吉则”、爱马“早鹿毛”一同赏赐给了右近。另外,他不但授予高山家高槻城的所领安堵状、还额外加增了播州芥川城(兵库县)两万石。信长当时的心情恐怕是相当不错吧。

事实上,由于高槻开城,荒木村重的威胁已经被削弱了大半。如果把荒木军比喻成田螺,那么高槻城就是田螺的硬盖,只要拨开硬盖,剩下的就是慢慢蹂躏柔软的螺肉了。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高槻城的战略价值。

信长没有答应右近自我流放的请求,而是将其收为直臣。除了看中高槻城的战略价值之外,他更加爱惜右近的将才。

在这一时期,信长原则上是不接受敌人投降的。譬如明智光秀在进攻丹波之时曾请求饶恕波多野秀治,但信长却在京都将其处以磔刑,这直接导致了作为人质的明智光秀之母被杀害的惨剧;讨伐毛利氏时,羽柴秀吉劝降宇喜多直家的计划也曾一度被否决。

信长之所以会这样做,与其说是担心将来直辖领地被减少,倒不如解释为对敌将没有丝毫的同情。他非常厌恶无能的手下,喜欢有勇气并且清廉的人,因此在信长眼中,右近投营时的表现堪称完美。

右近投降的同时,高槻城也放弃了抵抗。叫嚣着彻底抗战的父亲飞驒守逃往有冈城,投靠荒木村重。飞驒守向村重诉说右近的“逆行”,并哭着乞求对方不要杀害无辜的人质。

后来有冈城落之日,高山飞驒守由于右近的功劳而免于死罪,只被流放北庄城(福井),受到柴田胜家看管;作为人质的右近之妹和长男也平安无事的获救。与荒木氏一族、自村重之下六百多人遭到信长的屠杀相比,高山一家人全部得以生还实在可称奇迹。

有人认为,右近在出城时的种种表演,完全是为了博取信长同情而做的;也许开城投降之前他早已和父亲、家人商量好了日后的对策。其实右近的行为无论是崇高精神的表现,还是精密计算的结果,我们对于高山右近这个人的评价都不会因而受到影响。
于九死一生之时,拼尽全部勇气而获救,这使右近更加相信是上帝在眷顾自己。在经过这段刻骨铭心的体验之后,右近对宗教的热情比以前更加高涨了。

在下克上的时代,与武士相比更像个虔诚教徒的高山右近终于与前田利家一起,成为了织田信长的直属家臣。利家对右近投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一向刚正忠诚的他,恐怕会生出些许不齿吧。

然而命运弄人,五年之后利家在贱岳合战中担任柴田军的一翼,与以前的好友羽柴秀吉对峙。恐怕那个时候利家才真正体会到右近当年的痛苦,自己希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武士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奥尔格蒂诺]

一五七〇年来到日本耶稣会任职的意大利传教士。他主要以京都地区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一五七六年在高山右近的协助下建造了京都的大南蛮寺。此外,还在安土开设神学院,招徕了很多信徒。

奥尔格蒂诺是个温和的长者,日本信徒称其为“ウルガン伴天連”,言语中饱含敬爱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充分利用了信长的庇护,在旅日传教士中业绩突出。

秀吉发布传教士驱逐令后,奥尔格蒂诺没有离开日本,而是在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的保护下四处游历。一六〇九年死于长崎。


第四话


 

高槻的信者——“神之国”的复活祭礼、管风琴的乐声首次在日本奏响 北国新闻朝刊 2002.2.5

 

ボタン(按钮)、マント(斗篷)、メリヤス(针织品)、パン(面包)、カルタ(纸牌)、タバコ(香烟)、テンプラ(天麸罗)、ビロード(天鹅绒)、コンペイトウ(金平糖)……这些今天仍在使用的词语,残留着与传教士一同来到日本的南蛮文化气息。织丰时代以前,日本人还停留在所谓的“三国一”世界观,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国家。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家们拉开了大航海时代序幕,给东方的岛国带来了异样的文化。而传播新文化的使徒,便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那个年代,南蛮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个稀罕物事,不过也有例外__无论高低贵贱,大家都可以欣赏到西洋音乐。

天正九年(一五八一年)三月,高槻领内的教会首次向日本民众展示了管风琴。这件乐器是范礼安巡查员为迎接复活节,特地从遥远的欧洲运送来的。

两年前,传教士仅拥有小型风琴,那已经让无数日本人如痴如醉。“只要有了风琴,无论多少人都会成为信徒”,京都地区教会长奥尔格蒂诺神父曾在信中这样写道。日本人对能这种发出美妙乐声的小箱子非常感兴趣,即使是不信教的民众,口里也时不常地哼出西洋音乐的旋律。

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畿内一万几千名天主教徒聚集在高槻城内,参加盛大的复活节祭礼。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盛会,在管风琴庄严的乐声伴奏下,来自安土城神学校的年轻学员们齐声颂唱格里高利(意大利第十六任教皇)的圣歌。右近此时的心情有多么激动自不必言,连观礼的范礼安巡查员都不禁热泪盈眶,“简直就像在罗马一样”,他叹道。

巡查员是代替耶稣会总长巡视各地教区、宣传教义的重要人物。高槻的复活节盛典就是为了接待范礼安巡查员特意举办的,这在日本早期耶稣会史上是很重大的事件。
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所著《日本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没有什么事情比结识ジュスト城主(指右近)更令人满足、令人惊叹的了。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是织田信长手下最勇敢的武将,但对待教会和神父时又格外的谦恭。在交往时,你会觉得ジュスト谦卑的像个仆从。”

高槻城在当时有一万七千名天主教徒,占了全城两万五千人口的七成左右,这些都是右近和父亲飞驒守积极引导的结果。结合时代背景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九九八年六月,考古学家在高槻城三之丸附近发掘出了大规模的天主教徒墓地群。在右近时代建造的木制教堂和传教士宿舍遗迹不远处,陈列着二十九尊木棺,一些棺盖上还留有墨书的十字架。这被确认为日本国内最古老的切支丹墓地群。

考古学家们还在右近的另外一处领地茨木发现了耶稣会的遗物,包括日本早期耶稣会史中最伟大的人物__沙勿略的画像、圣玛丽亚十五玄义图以及天主教会的图书等。这些物品无不表现出“神之国”往昔的繁荣。

今年二月三日(指2002年2月3日),大阪、高槻等地的天主教堂为纪念右近举办了祝福祈愿弥撒。右近忌日那天,约三百人来到了教堂。风琴美妙的乐声响起,天主教会大阪司教区的池田润大主教开始平静的颂唱:“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几百年前的天主教徒坟墓,但是墓地中传教士的埋葬方式与庶民无二。这是右近众生平等精神的表现,我们应该学习他。”

对于高槻的信徒来说,直至今天右近仍然是被崇拜敬仰的偶像。

[范礼安]

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五七九年至一六〇三年间,曾经三次作为巡察师来到日本。范礼安的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撰写的报告书以内容详实著称,曾作为耶稣会的内部材料广为流传。

范礼安对日本人的素质有很高的评价:“我们明显不如他们。我在学习他们语言的时候,发现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译者按:西方传教士特别喜欢表面上盛赞对方,暗地里却极尽贬低之能事。因此范礼安这个评语,并不能正确反映出西方传教士对日本人的态度。)


第五话

 

与世界史的初会——利家身边谜一样的天文学家、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

能登、加贺、越中等地首次出现在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上,是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这和传教士来到日本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日本不少旧国名已经有了拉丁语的写法,可以说,十六世纪是东西文明开始结合的年代。不过,右近真正得以投入东西方交往的大潮,是在他来到北陆之后的事情。

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所著《日本史》第六十九章中,饶有兴趣的记载了关于右近服侍前田利家的一些琐事:

“筑前殿(指利家)虽是个身份显赫的贵人,但他唯独对ジュスト(右近)礼敬有加,两个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这位贵人对月食等天体现象有着极强的好奇心,而右近则热切的希望他能够改宗。”

利家与右近彼此亲密起来,是在一五九〇年之后,当时全国大名都要到九州的名护屋城驻守。根据弗洛伊斯的记载,右近发现利家对天文很感兴趣,便为他引荐了通晓西洋天文学的外国传教士。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日食、月食、中日(春秋分)和冬至(的测量方法)等日本人从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后,利家十分兴奋。于是右近趁机进言道:“万能造物主的灵魂是不灭的,它由修道士传续下来,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据说在利家的家臣中不乏天文学的爱好者。他们与右近关系很好,甚至有一些人因此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详细的保存了这个小插曲。无论是加贺藩观测天象的纪录,还是那些跟随右近学习天文知识的家臣名单都没能流传下来,甚至整个北陆地区都没有任何观测天象的记载。因此很多历史学家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谜来看待。

加贺藩真正开始研究兰学(江户中期研究西洋学术文化的学问)和天文学是二百多年后的事情了。因此二百年前的十六世纪末,如果传教士能够预先说出日食或月食的准确时间,那么无疑会大大增加天主教的权威性。相关记载表明,这正是传教士用于宣传教义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第四十八章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据说传教士第一次拿地球仪给信长看的时候,对方很快就理解并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并说从地球的另一面来到日本真是辛苦,盛赞了传教士的勇气和使命感。

来到加贺的右近和传教士们,希望通过讲授天文学等科学知识来打动利家及身边的家臣,以吸引他们加入教会。

用今天的话来讲,右近应该算是个“理工科出身的人”。他掌握的如土木、建筑、测量以及筑城等技能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人知晓。我们不知道右近的成就究竟来自于他天才的大脑还是传教士们的教导,不过中世史研究专家池田こういち氏明确指出:“当时的切支丹,的确把传授科学知识看作传教的主要手段。”

在琵琶湖畔的安土城之北约三十公里,有一处著名的铁炮产地,那就是长滨城郊的国友里。一五四三年铁炮舶来后不到十年,这里就已经成功地仿制出了国产铁炮。

颇具战略眼光的信长很早就注意到铁炮的威力,他完全控制了国友里等铁炮产地,希望借助这种最新锐武器来实现天下一统的野心。江户时代后期,国友里出生了一位名叫一贯斋的巧匠,他在研究铁炮的时候制成了日本第一架观测天体用的反射望远镜。

天保年间某日,国友一贯斋带着自己研制的两架天文望远镜来到加贺藩兜售。据传说,当时加贺藩已经在有计划的观测哈雷彗星等天体运动、研究测量术、还拥有能独立制造望远镜的科学小组。

加贺藩的天文学始祖是谁,我们并不知道。不过正如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讲述的那样,藩祖利家已经开始录取通晓天文知识的家臣;加贺藩历来就是个乐于吸收渡来南蛮文化的地方。

加贺藩二百七十年历史,右近于此居住的时间不足十分之一。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由于右近的到来,加贺藩初次与“世界”相会,这段佳话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十六世纪的日本与世界]

一四九八年,瓦斯科?达?伽马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一五一九年麦哲伦的舰队完成了环游地球一周的壮举。一五三四年,耶稣会在巴黎成立、织田信长诞生。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发表日心说,同年,铁炮传到了日本的种子岛。十六世纪是日本开始认识世界的时代。


第六话


 
在安土——仰望天主的高山屋敷遗迹、残留着人们记忆的地名 北国新闻朝刊2002.3.5

天正六年(一五七八年),高山右近在高槻攻防战中与利家初会,在那之后成为了织田信长的亲信。由于居住在畿内高槻城,加上信长喜好南蛮物的缘故,与转战北陆的前田利家相比,右近、信长的主从关系更加亲近。

当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安土城。在整备安土城街道的工程中,右近负责建设城下屋敷。虽然接到了信长的具体命令,但他心中却有着“一定要让这个日本的新中心体现出‘天神的教诲’(弗洛伊斯,《日本史》)”的强烈愿望。

现在的滋贺县安土町下丰浦一带,有一片被称作“高山”的土地,大家普遍认为那是高山屋敷的残迹所在地。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学者从地名推断的结果,正式的町名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并不能肯定上述结论的正确性。因此,本报记者决定进行实地考察。

眼下,在下丰浦正是一片开阔水田、等待春耕的忙碌景象,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田园地带。究竟有没有武家屋敷存在过、能不能探索到切支丹大名的足迹,记者也不禁踌躇起来。幸好这时有个老人出现在城迹附近。

“啊,高山呀,就是我们的共用的农田嘛,在这边。”老人指着山麓农道附近工作小屋的方向告诉我们,那里便是“高山”了。看来即使在安土町,也只有居住在附近的一小部分人知道“高山”的具体位置。

此外,安土还有一处更有名的地方,老人又指向耸立在面前的巨大城迹。“那里被叫做‘くずれ’(意:崩溃、倒塌)”,是天主阁所在的山顶,“天主曾在那里见证了烈焰中崩塌的一幕(译者:指火烧本能寺,也可能是指安土的天主阁被焚毁),所以被称作‘くずれ’。”如果天主存在的话,或许真的可以看到四百二十年前的那场大火呢……话题就这样继续着。

从高空俯视的安土城。中央、山麓的左侧一带就是“高山”;中央偏下的地方是大手道入口;天主之迹(即天主阁)在山顶。当年筑城的时候,湖面一直延续到“高山”附近。图片来自北国新闻社直升飞机“あすなろ”号的航拍。

安土城,原本是建筑在突入琵琶湖内部半岛上的一座山城。面朝南方的大手道,直至近江平野;背后则是浮在湖面上的岬角。不过,由于昭和年间政府在琵琶湖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填埋工程,使得今天的地貌和当年筑城时面目全非。现在即使绕着旧城迹步行一周,也很难理解信长最初的筑城意图。

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下丰浦,现在是一片水田。从其地名中的“浦”字来推断,以前应该是湖畔地带,也就是安土城下町的边缘。

据记载,自尾张时代便追随信长的诸将大多居住在山上以及大手道一带,虽然这一说法还存有一些疑问,不过传说中的“前田利家邸”房屋遗迹确实位于大手道附近。另一方面,高山右近等“外样大名”对城东侧的湖畔地区进行填埋,以建造自己的房舍。

弗洛伊斯在其《日本史》中也有相关记录:“有身份的人在山中建设房屋”、“武将们为了迎合他(信长),在安土新市中建造了豪华的宅邸”、“日本的主要将领,为了时时能够造访信长、或者集中起来商议事情,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居住”(《日本史》第四十七章)。可以看到,安土筑城有首都迁移的意味,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兴建房舍的狂潮。

另外,《信长公记》天正八年(一五八〇年)项中,有以下记载:“填埋港湾,建造市町”、“领受新房的人是稻叶刑部、高山右近、日弥野六郎左卫门……”。正如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信长军团的新参武将们集中居住在一起,地点就是今天的下丰浦一带。因此,传说那里有右近住所的残迹,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时过境迁,那梦幻般年代的建筑群今日已无处可寻——随着日本步入近世,城下町的武家屋敷也被改造成水田地,除了巨大的大手道和石垣群,安土城再没有昔日乐市乐座的繁荣景象。不过,有形的东西虽然消逝,以右近命名的土地和“天主炎上”的场面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真是不可思议。

离开虚幻一般的旧城址,回头看到南、东两处屋敷遗迹,信长军团“直臣利家”、“外样右近”的身影一下浮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年(指一五八〇年),利家四十三岁、右近二十八岁。如同大河剧里所演,把信长看作“织田株式会社”会长的话,那么尚且处于出世阶段的二人大概就是“前田部长”和“高山课长”的位置吧。

[信长与安土城]

随着领地的扩大,信长曾相继在清洲、小牧、岐阜等地筑造城池。天正四年(一五七六年),安土城普请开始;翌年五月,天主阁动工;三年后,信长终于像天主一样搬进新居。天主阁建于标高一百九十九米的山顶处,为变形八角形,作用相当于其它城池的“天守”。

安土城以其空前的规模和作为近世城郭特征的巨大天守阁为自豪。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处联结东海、北陆、西国等地的枢纽,是名副其实的日本中心。


第七话

 

神学校——为寻找布教据点而奔走、信长深深的理解与支援 北国新闻朝刊 2002.3.12

织田信长对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表示出了极大的关心和好意,他允许他们在安土城下建造教堂和神学校,并提供土地。工事如火如荼的展开,高山右近的身影也频繁出现。

安土神学校遗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公园。这所神学校在本能寺之变时被破坏,仅仅存在了两年而已。
安土城下的繁华与日俱增,笔直的街道越来越多了,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像水都那样的河道以及沟渠。在这些河道中,有一条名为“大臼川”的运河。“大臼”的日文发音是“だいうす”,与“Deus(拉丁文,源自Zeus[宙斯],神、上帝的意思)”日语发音“デウス”极其接近,因此很可能是为了纪念天主而命名的。


学校就兴建在大臼河畔,这也为“大臼”等同于“Deus”提供了佐证。总而言之,右近“将耶稣会教义广布于日本第一大都市”的愿望顺风顺水的实现着。

“对于我们的事业,ジュスト右近特别尽力。”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这样评价为建设神学校积极奔走的高山右近。这位切支丹大名从自己的领地高槻城招募工匠,甚至自掏腰包——据说这笔费用原本应由耶稣会支付。

安土的神学校是一座以石垣环绕的三层建筑物。为了实现这一建筑构想,用于填埋的土砂和大量木料是必不可少的。巡查师范礼安的《日本巡查记》和弗洛伊斯的《日本史》,以及日本方面的史料《信长公记》都留下了关于建造安土神学校的一般性记录。

上述记载显示,信长允许神学校的屋顶使用与安土城天守同样颜色的青瓦,整座建筑由二十间房屋组成,在三层有一个大厅。神学校共招收了三十名学生,都是些武士贵族的子弟;教授内容除了传统的日本书籍和天主教教义之外,还包括了罗马文、拉丁文和乐器弹奏。向日本学生讲授天文地理等西方科学,就像向沙地上洒水一样——这些知识很快就被他们吸收了。察觉到日本青年优秀理解力的外国传教士无不赞叹,他们还将这里的情况传回祖国。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发现“日本人对新奇的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弗洛伊斯)”,所以在传教的时候,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利用这种好奇心。修建神学校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之一,正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在施工过程中,信长和许多有名的武将都来到现场观看。

神学校刚刚完工,校舍中就流出了管风琴美妙的乐声,信长闻音再次来访。当时的管风琴可以发出不亚于现代乐器的音色,一名神父在一五八二年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到日本的东西中,最受欢迎的是管风琴和中提琴”(《弥撒物语》,和田町子著)。传教士们在与富有好奇心的日本人的作战中,首先从脚下取得了成功(译者按:演奏管风琴主要靠脚踏,因此原文这样写)。对于耶稣会事业大力支持的织田信长,也被亲切的称为“伴天连大旦那(伴天连,指传教士;旦那,主人的意思,佛教用语特指施主)”。


在安土附近的“文艺之乡”,为了纪念当年的神学校而树立起大型管风琴。

不过,站在安土放眼四望,各地战斗都没有片刻止歇,血流成河的战国时代仍在继续。

越前的前田利家,正在柴田胜家的指挥下血腥镇压当地一揆起义;大坂,信长军团已经持续了四年的本愿寺战役还没有停止;此外,羽柴秀吉军对因幡鸟取城发动攻势,右近的部队也在其阵中。可以说,神学校并非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建设起来的。

异国风味的美妙音乐从神学校中飘出,与此同时,互相杀伐、动辄送命、数百人尸横荒野的情况比比皆是。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悲惨时代。

疯狂镇压一向一揆的信长,在扶持耶稣会传教方面与右近思想一致。天正八年(一五八〇年),信长加强压迫佛教的力度,开始大量屠杀僧侣,这种屠杀在第二年达到顶点。

[神学校]

安土的神学校,位于安土大手道的前方,也就是今天安土街道的尽头处。到了昭和初年,为扩大残留的水路、整备停船场,这里被改造成公园,现在的町名是滋贺县安土町下丰浦敷来。耶稣会还曾计划建设比神学校教育水平更高的大学院。


第八话

天守指图——安土的遗产集聚加贺、信长后继直指利家 北国新闻朝刊 2002.3.19

前田利家心中有着很强的“信长后继者”意识,以下几个事例便可说明这点。

1、信长死后,利家将曾经负责建造安土城的木工集团带到了加贺,命令他们建造金泽城的城池和市街。而这些木工的后裔中,有人保存了安土城天守阁的平面图。

2、以写下信长传记留名后世的两位战记作家——太田牛一(1527-1610?)和小濑甫庵(1564-1640)——都曾在加贺留下自己的足迹。例如出侍信长并写下《信长公记》的牛一,在本能寺之变后便于松任(当时还是丹羽长秀的领地)隐居数载,其孙更是直接侍奉利常。再比如《太阁记》和《信长记》的作者甫庵,晚年就是在金泽度过的,现在卯辰山还存有他的坟墓。

3、前田利长之妻就是信长的女儿玉泉院。玉泉院的母亲是信长的一名侧室,她在晚年也来到了加贺。在高冈的瑞龙寺中有一所信长庙,而金泽城内也有以玉泉院丸命名的曲轮(建筑在城内,周围设有简单城墙沟壑的防御设施——译者)。总之对于前田家来说, 主君织田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说起信长的遗产的话,利家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高山右近和应右近邀请来到金泽的内滕如安、宇喜多久闲等切之丹武将在加贺藩安定的生活,这种保护天主教文化的做法也是信长的“遗产”吧。

前田利家继承“信长”与“安土”遗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接纳了参加安土筑城的木工集团。

利家在本能寺之变后的第二年,即天正十一年(一五八三年)进入了金泽城,此时的利家“引进木工一百余人”(加贺藩史料)。这个木工集团主要由尾张出身的织田家栋梁——池上家和清水家组成。他们在失去了信长这个老板之后,幸运的被前田家再次雇用。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金泽市出身的建筑学家中村利泽教授指出:“一次性雇用一百多名木工,对于一个大名来说真是多得超乎寻常了。”可以想象,利家希望在金泽筑造像安土那样的城池,这样可以使他感到自己成为了信长的后继之人。

[插图8-1]
 
从上空俯瞰安土城本丸周边,中央的天主台遗迹处还可以见到基石。图片来自北国新闻社直升机“あすなろ”号的航拍。

这些木工世世代代生活在加贺,他们的系谱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江户中期池上家的八代目、池上右平留下了一幅城郭设计图纸,正是这张图纸在20世纪引发了建筑学界著名的“安土城天主阁之争”,而加贺的木匠们也一时间身价百倍。

1969年,建筑史学家内藤昌先生从加贺藩的史料中发现了池上右平的“天守指图”。虽然这张图上没有写明“安土”字样,但是据史学家判断,图样所载的实际上是安土城天主阁的内部情况。内藤先生按照该图重绘了安土城天主阁的复原图,内滕先生的老师、日本城郭研究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东京工业大学教授藤冈道夫先生给与了“内藤说”很大的支持,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

不过,针对“内藤说”的反驳意见也很强烈。建筑史学家宫上茂隆否定了安土天主阁内部的说法,他认为图中所载与天主阁的实际面积和规模存在较大出入。

值得注意的是,宫上先生反驳的依据恰恰也是加贺藩留存的史料。太田牛一的《安土日记》中记录了信长属下武将对安土城的描述,因此内藤和宫上二人争论的基础都来自加贺。

除了《天守指图》、《安土日记》之外,现存与安土筑城有关史料还有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牛一的《信长公记》等。此外,小濑甫庵对于日本天守阁成立的过程有这样的评价:“永禄以来最初之盛事。”

牛一和甫庵是记载信长与安土最为详尽的两位军记作家。他们留居加贺期间又是如何写下切之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故事呢?且看下回分解。

[安土城与切之丹]

不同于普通“天守阁”的称法,安土城的本丸被命名“天主阁”。根据1940年的考古成果,我们知道天主台的造型为变角八角形。但是,由于安土城崩坏距今已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废墟也已经被植被覆盖,因此天主阁的原貌已经无从考证。池上右平为何能够得知天主阁的形态特征,这一点也是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复原天主阁不单是追求其原本壮观的外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研究当时南蛮文化的影响.


第九话

牛一与甫庵——住在松任的《信长公记》作者、记录右近足迹的军记 北国新闻朝刊 2002.4.2

关于高山右近的事迹,我们主要从《信长公记》和《信长记》这两本军记中了解。上述两本著作中记录了右近以及切之丹的活动情况。

《信长公记》与《信长记》是太田牛一和小濑甫庵在同一时代完成的作品。具体来说,甫庵是以庆长十五年(一六一〇年)牛一所作《信长公记》为基础,翌年完成自己的著作《信长记》的。

十六世纪传教士送往欧洲的书信中也记载了很多右近的事迹。其中,弗洛伊斯所著的《日本史》在二十七年前的1975年被翻译成了日文。日本流传的两部织田信长传记加上弗洛伊斯向耶稣会的报告,使得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对战国时代有了立体的了解。对于高山右近的研究,目前也有所进展。

[插图9-1]
 
太田牛一所著《信长公记》的一部,存于京都市北区的建勋神社。

《信长公记》的作者太田牛一,一五二七年出生于尾张国,全名太田和泉守牛一。最初他是信长手下一名足轻,传说由于弓术娴熟,曾升迁为丹羽长秀的与力。最后被喜好学问的信长看中,担任秘书工作。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年)的本能寺之变后,牛一隐居松任。笔者认为这大概和松任是丹羽的领地有关,不过隐居松任期间的详细记录却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到了前田利常的时代,牛一之孙宗古作为前田家书物奉行居住在小松,据此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前田家和牛一有所接触的事情。

滞留松任期间,牛一出仕丰臣秀吉,出任山城国的检地奉行。秀吉亡后仕于秀赖,而丰臣家灭亡后牛一便专心于撰写军记,先后完成了《信长公记》、《大かうさまくんきのうち》(大概可以译做《太阁殿下之军记》)两本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信长对高山右近和传教士们的优待,以及右近在攻打鸟取城时的活跃表现等等,这些基于详细笔记写成的军记史料价值极高。牛一的没年不详,据传完成《信长公记》的时候八十四岁。

另一方面,《信长记》的作者小濑甫庵出生于尾张附近的美浓。甫庵比牛一小三十七岁,起初是信长部下丰臣秀次的医生(原文如此——译者),传说也曾在松江城主堀尾吉晴手下参与了松江城的谱请工作。甫庵虽是个多才的儒学者,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却处于无人雇佣的浪人状态。直到宽永元年(一六二四年)才被前田利常招募到加贺,在彼处居住了下来,并完成了著名的《太阁记》,最终埋骨加贺(一***〇年没)。

甫庵在《信长记》中如是说:“本书是将牛一《信长记》中的不完备补完之作。”此外他还这样评价牛一:“朴素,但是顽固的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这大概是故意贬低竞争对手而为自己的著作所做的一种广告吧。甫庵的另一部著作《南蛮寺荒废记》中表达了排除传教士的想法,也流露出日本自古以来便对天主教的厌恶感。不过《信长记》在当时颇受非难,有人说《信长记》“伪处甚多,三件事只有一件事是真的”(出自大久保彦左卫门的《三河物语》),大家还是比较认可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历史性牛一较好,而文学性则是甫庵更优”对军记文学有很深研究的金泽学院大学青山克弥教授这样评价。

[插图9-2]
 
以《信长记》和《太阁记》闻名的小濑甫庵及其后代的墓碑并排立于金泽市东山墓地。

甫庵来到金泽的一六二四年,是高山右近被流放的十年之后。甫庵经常造访同是美浓出身的前田家家老——横山长知的宅邸,向他打听以前的事情。《太阁记》正是这样一本杂糅了信长和秀吉很多插曲故事的著作。据说长知后来听闻《太阁记》出版,颇为后悔,没想到自己当作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早知如此的话,应该说的更为准确才好。”

长知早年曾和右近一起,为了消除德川家康关于“利长谋反”的疑虑奔走过,这在加贺藩广为流传。高山家与横山家的关系很近,长知的嫡男正是右近之女高山ルチア的丈夫,长知本人也很理解右近和切之丹的所作所为。只是不知道横山长知是如何与甫庵交谈的,以至在甫庵的著作中,无关的细枝末节说了很多,关于右近和切之丹却只字未提。

[信长的传记]

《信长公记》最早名为《信长记》,后来为了避免和甫庵的《信长记》相混淆,人们把牛一的著作称为《信长公记》。“并非主观论断的作品。除了史实之外别无任何附加。”(榊山润泽),对于牛一的遗著,历史学界有如此评价。


第十话

本能寺之变——在京的利长千钧一发、南蛮寺中传教士的目击 北国新闻朝刊 2002.4.9

天正十年四月,日本上空出现了巨大的彗星。在那一年的《日本耶稣会年报》中,记录着传教士对这种不祥预兆的恐惧。

恐惧终成现实,同年六月二日,即西历1582年6月20日星期三午前6时,京都本能寺陷入一片火海,天下人、切之丹的后盾——织田信长被袭身亡。

本能寺之东一町(约110米)之处坐落着一所南蛮寺,这座建筑是高山右近亲自设计、筹办建材,几经周折才建好的切之丹之“城”。记录本能寺之变的国内著作虽然不少,但是要论真实性,还是以外国传教士的报告书为首。翻译过很多切之丹资料的松田毅一先生(1921-1997)所著《南蛮资料的发现》一书中,收录了关于本能寺之变的经过的译文。

[插图10-1]
 甫庵太阁记中描述本能寺之际,为阻止明智军进攻安土,利长等人采取破坏濑田唐桥的行动。石山县立图书馆藏。

这一早,南蛮寺正在进行弥撒的准备,却听到门外吵闹起来。“并非普通喧哗,而是明智军要攻打信长,已经将其包围了”这是第一次消息报告,“无疑是来自内部的谋叛,除年轻侍从、茶僧和侍女之外无人参与抵抗”旋即传来详细状况。“净面拭身之后,信长引弓放箭,箭尽弃弓,手执镰枪薙刀杀敌。然寡不敌众,在腕中数弹后退回自己房间切腹。”

日本人的著作《信长公记》也记载“信长不停开弓放箭”;此外大久保彦左卫门的《三河物语》中写道,得知有人谋反,信长大叫:“是信忠叛变了吗!?”其实信忠此时正在本能寺附近驻扎,当天上午和其父一同死于明智乱军之中。在一些逸事中也描写信长在事发之时没有料到是光秀起义,还以为是信忠谋逆弑父。

大久保彦左卫门将信长致死归于“因果”之说,受尽信长恩惠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则认为“信长实在过于大意”。一向宗以及比睿山战争中大量虐杀的行为,即使是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也令人发指,因此不少人预感到信长最终会死于非命。

众所周知,明智光秀原本率军西进,准备作为援军协助备中的羽柴秀吉,在行至京郊老坂时突然回师发动了本能寺之变。事实上西进增援秀吉的不只明智光秀一人,高山右近、筒井顺庆等近畿大名都有份参与,事发时高山右近正位于大阪(原文如此)附近,留下高槻几乎是一座空城。

[插图10-2]
 
千钧一发之际利长所处的濑田唐桥,现在仍是进京的重要通道。

完成京都制压的明智军,随后南下进入了高槻城,在光秀眼里右近肯定会加入己方无疑,因此明智军并没有进行占领便离开了。光秀命令在京的传教士给右近写信劝说归顺,传教士们迫不得已,用日语和拉丁文各写了一份。日语的那一封按照光秀的指示写着“请务必加入我方”,而拉丁文的那一封却写道“切勿追随叛逆”,这是因为右近是能看懂拉丁文的日本人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事实上右近原本就没有打算加入明智军,“(切之丹)善恶分明,有违伦常之事绝不容赦。切之丹对于信仰上的背叛、世间人伦关系的背叛最为忌恨。”作家司马辽太郎在《播磨滩物语》中这样理解右近当时的心态。

右近迅速从大阪返回了高槻城固守,听到秀吉从备中折回的消息后,又果断率军到西宫与其合流,准备与明智军决战。

本能寺之变发生于凌晨六时,消息传到安土已经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了。《可观小说》(传说是记录加贺室鸠巢言行的书。室鸠巢,江湖中期儒学者,出仕加贺前田家——译者)中形容,城内留守武将一片混乱,纷纷出逃。

前田利长也陷入了危机之中。时年二十一岁,娶了信长女儿永姬的利长在事发前接到信长邀请,携妻子从安土城前往京都,在行至琵琶湖濑田唐桥时知道了岳父信长遇袭身亡。《可观小说》中记载,利长一行见到了从京都逃出来的信长仆役等等。为了阻止明智军的行动,利长命人将濑田唐桥毁坏,之后与近江一带的织田残军会合。

此时,前田利家还在攻打越中的鱼津城,两天之后的六月四日才知道信长亡故。利家、利长、右近,三人随后在秀吉这颗巨星的引导下,踏上了新的历史舞台。

[1582J1]

从国立天文台得知,这颗被命名为1582J1的彗星在日本以及欧洲都有记录,传说比哈雷彗星还要明亮。本能寺位于今天京都市政府前通往上京区御池地区的寺舍处,当时的位置是现在寺址西南约600米处的四条西洞院、今天京都的繁华街道四条乌丸十字路口一带。《日本史》的作者弗洛伊斯本能寺之变时身在九州,未能目击这个历史的瞬间。

明智信秀 | 阅读全文 | 回复(0) | 引用通告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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